第三天 ‧ 第一场 ‧ 第二名： 梁国忠《马可波罗》

我纳闷，葡萄都没长出来，为何还要来采访呢？

老板把茶泡开了，我们围拢在一起，聊的是“无形”的葡萄。农夫杀生，是逼不得已，因为农作物成长而必须消灭害虫。这一次，我听到不一样的答案。

他说，害虫不是靠杀害、而是驱赶，如此才能维持环境的平衡状态。

乍听之下，有些仁道侠义的精神。

这时，我仔细瞧瞧黄老板的脸色。他皮肤白里透红，还有一头银白色的头发，心底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，难道他是一名“隐世高人”？

我们成功的把话题从葡萄种植，转移到个人成长背景。今年67岁的他，大学修读企业管理，世界的繁华没有把他留住，即使身边有很多上市公司的同侪，也甘愿回家打理葡萄园。

我追问，为什么？他说，其实农夫生活很快乐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，他只是刚好选了“果农”的职业。

有机农业的转型，谈何容易。他回到果园的四、五年，完全没有农作收入，但却靠坚持及自信，换来今天的成就。

黄老板看我们一脸疑惑，终于点破了一个关键点。他在回乡的那年，开始学佛，所以种葡萄是他这一生的“功课”。这门功课，不结恶缘，即使是昆虫，也会积少成多；也因为慈悲，才选择不用农药，做到问心无愧。

我突然顿悟了。

眼前的黄老板，像是金庸笔下的“少林扫地僧”，离开繁华，回到田野。我们喝茶凉棚外的小木屋，也像是藏经阁，而门前垂吊的是大邓伯花，禅意无垠，花语是一见钟情。

我记得一篇采访金庸的报导说，他学佛，学放下；黄老板学佛，也学放下执着。

不管，葡萄有形无形，我得先放下：吃不到的葡萄，不是酸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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